20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从东方艺术中汲取了许多营养，而我们立足在东方，汲取西方艺术的长处，不同样可以创造出跻身于世界现代艺术之林的作品吗?肖像雕塑在我国雕塑史上是一个薄弱环节，而时代却在呼唤肖像雕塑。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肖像雕塑家，要掌握科学的、写实的表现手段，在创作中不但要“以形写神”，而且要做到气韵贯通，力争作品“神完气足”。我致力于方兴未艾的肖像雕塑事业中，既有得其所哉的愉快，也有新的问题和我为难，我要以悟道者的精神继续从事沉默的劳作，愿为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的作品继续努力。
而我在作“张秉贵像” 时，并没有按一些人的要求把他塑造成佩戴全国劳模勋章的英雄。而是努力还他售货员在平凡生活现象中所显示出来的英雄本色，把他塑造成商业战线上普通、受人喜爱的人。他亲切地笑着，他的一团火精神感染着我们。我认为只有这样塑造才能表现张秉贵的本质。
在艺术上，形式感虽有独立欣赏的价值，但形式本身却是深入探索内容之后所决定的。向警予和施洋都是牺牲在武汉的革命烈士。我在塑造这两座像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手法。向警予的牺牲是壮烈的，但她又不同于刘胡兰。王朝闻先生成功地塑造了刘胡兰就义的形象。如何不重复已有的成功作品，而又能深刻表现向警予的本质呢?我反复研究了烈士的照片、历史、事迹。向警予既是具有大无畏的气概、英勇就义、可歌可泣的革命烈士，同时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更高尚、更纯洁、更有理想、更有觉悟的人。我想象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眺望长江，心潮起伏，美丽纯洁的形象就是革命坚贞品质的化身。我着意选择了白大理石，这样的物质材料的特征，象征她的高洁，同时反衬了敌人的凶残。肖像雕塑虽没有声音，但也应当成为人们心中对这位中国代新女性的讴歌。而施洋烈士像，我则选用了红花岗石，造型概括、粗犷，形成烈士与山河共存的气概，使物质材料服从表达一种史诗般的激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