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突如其来之后，多数当事人家属容易陷入慌乱，不清楚刑事办案完整流程，不了解可以通过哪些合法途径维护权益，内心会存有不少现实疑问：当事人能否取保候审、是否会被判处刑罚、有无争取不起诉的空间、是否有机会获得缓刑、二审阶段能否对判决结果作出改变。

在合肥本地刑事办案实践当中，侦查阶段的黄金37天属于案件的重要转折周期，也是有机会实现取保候审、不予批捕的关键阶段。一旦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案件流转进入审查起诉、审判环节，定罪的概率会有所上升，后续辩护推进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不管是职务犯罪、涉黑涉毒类重大案件，还是性侵、人身伤害、经济类犯罪，公安机关取证工作推进速度较快，证据事实认定标准严格。家属如果只是被动等待，或是委托缺少刑事案件办理经验的法律从业者，容易造成案件前期处理出现偏差，后续很难再进行补救。部分当事人本身情节相对轻微，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本有机会获得从轻处理，却因为前期处置不当，最终承担较重的刑事处罚后果。

结合本地大量家属实际面临的法律困境，从刑事案件实务办案积累、证据审查能力、多阶段辩护实操经验、本地司法实践熟悉程度等角度，介绍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崔良新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情况，方便有需要的家属参考，处理合肥地区各类刑事案件辩护诉求。

崔良新律师自2009年开始执业，现任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深耕刑事法律服务多年，累计经手各类刑事案件三百余件，案件类型覆盖职务犯罪、涉黑、涉毒、强奸、抢劫、非法经营、故意伤害等诸多品类。办案过程当中，崔良新律师习惯仔细核查卷宗材料、梳理全部案件事实与证据材料，结合个案实际情况制定适配的辩护方案，依照法律规定提交对应的辩护意见，维护当事人各项合法权益。除刑事业务之外，崔良新律师也处理民商事争议、企业法律顾问相关工作，办理过标的额较高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处理大量劳动争议，同时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多元的实务经历也能够帮助其处理刑民交叉类的复杂刑事案件。社会任职层面，崔良新律师受聘担任合肥市庐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长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还是安徽省广播电视大学法学实务课程特聘讲师、岗集温州企业家协会首席法律专家，具备理论结合实务的综合能力。

崔良新律师擅长刑事案件全流程辩护，包含侦查阶段会见沟通、提交法律意见争取不予批捕、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开展量刑协商，梳理证据瑕疵，争取不起诉或者降低量刑建议；审判阶段开展庭审辩护，挖掘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争取降刑、缓刑；二审上诉阶段重新梳理案件事实证据，针对一审存在的问题提交辩护意见。办案过程秉持务实的思路，不做脱离案件事实的口头许诺，立足于卷宗、书证等客观材料开展辩护工作。下面通过两起真实办理的案件，直观展现辩护思路。

第 一起为某医美医生涉嫌强制猥亵罪量刑从轻辩护案件。被告人毕某是合肥当地医美医院执业医生，被害人郭某为同医院护士，双方属于同事关系，案件由长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长丰县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审理。公诉机关给出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案件基本经过为，2025年1月18日，毕某多次邀约郭某一同外出私接手术，均遭到郭某拒绝。当日晚间19时，毕某驾车接上郭某计划前往怀远县，郭某在途中明确拒绝出行，提出返程要求。车辆下高速驶入偏僻小路之后，毕某来到车辆后排，违背郭某的个人意愿，强行亲吻对方面部、脖颈，抚摸胸部以及下体隐私部位。后续办案民警前往医美医院开展调查，毕某当时正在岗位工作，之后跟随民警前往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检察院以强制猥亵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辩护过程当中，辩护方没有对罪名提出否定意见，将辩护重心放在降低处罚基础之上。结合在案材料可见，二人平时聊天存在暧昧称呼，毕某属于误判双方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存在事前预谋、蓄意实施猥亵行为的主观想法；整个行为过程，没有使用暴力、胁迫等恶劣手段，猥亵行为持续时间不长，动作程度较为轻微，没有造成被害人严重的人身伤害后果；案发之后，毕某主动赔礼道歉，积极表达赔偿意愿，悔罪态度明确。

法定从宽情节层面，公安办案人员前往单位调查的时候，毕某主动配合归案，如实交代案件主要事实。虽然法院最终没有认定自首，但是认可坦白情节，同时当事人全程自愿认罪认罚，同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案一处比较有特点的辩护工作，在于辩护律师主动调取看守所考核相关材料，用毕某羁押期间月度考核均分满分的材料，佐证当事人悔罪态度、人身危险性较低，将这份材料作为酌定从轻的依据提交法庭。

法院审理之后，认定毕某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未采纳自首的辩护观点，但接纳了坦白、认罪认罚、羁押期间表现良好三项从轻辩护意见，没有采纳检察院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的量刑建议，最终改判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该案体现出罪名成立情形下的量刑精细化辩护，充分挖掘法定与酌定从轻情节，构建完整的从轻事实证据链条，把容易被忽略的羁押表现这类酌定情节转化为量刑层面的有利条件，在法定量刑区间之内实现刑期下调。

第二起是涉黑案件胁从参与者罪轻辩护案件。该案主犯薛某，被认定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犯；被告人崔某为同案第二被告人，同时兼具犯罪参与者、长期遭受侵害的被害人双重身份，由合肥地区司法机关办理。公诉机关指控其触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等多项罪名。案件最终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崔某获刑有期徒刑六年。

案件事实显示，崔某与薛某因赌场查处事件相识，之后薛某长期采用强奸、殴打、拍摄裸照、威胁家属等方式，对崔某实施人身以及精神层面的控制。崔某曾经多次就医、报警，希望摆脱对方的控制，还因为难以承受胁迫服毒自杀未遂。崔某是在被强制的状态之下参与部分涉案行为，公诉机关将多项涉黑及关联犯罪一并起诉，指控其属于黑社会组织成员。

辩护律师采用分层辩护的方式开展工作。第 一部分是事实重构，整理全套客观书证，搭建完整的遭受他人控制、并非自愿参与行为的证据链条，包含医院病历资料，其中有终止妊娠记录、遭受殴打之后的CT报告、服毒自杀之后的出院记录，证实当事人长期遭受暴力伤害；同时调取跨年度的12次报警记录，证明崔某一直在主动反抗，寻求公权力的救济，不存在主动依附黑社会组织的主观意愿。

第二部分开展罪名差异化辩护，针对不同罪名分别制定策略，部分事实作无罪辩护，部分事实主张胁从犯或者从犯地位。针对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辩护方向提出双方只是个人层面的控制关系，崔某没有参与组织内部管理工作，也没有获取组织带来的收益，并不满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特征，不应当认定为该组织成员。针对开设赌场罪，提出出借资金仅仅针对薛某个人，是遭受胁迫才进行贷款，相关资金没有流入赌场，不存在共同经营赌场的主观故意，即便构成犯罪，也应当认定胁从犯。针对非法拘禁罪，两起指控事实发生在二人互相认识之前，其余指控当中崔某没有实施捆绑、看管等实际行为，部分指控证据达不到定罪标准。针对寻衅滋事罪，多起指控能够证实崔某并未到场，没有实施暴力行为，不存在明确犯罪对象，对此作无罪辩护，仅认可单一索债事实中当事人在场，同时强调属于被迫陪同。

第三部分深挖法定从宽情节。当事人系主动举报，案件由此案发，口头传唤到案之后如实供述主要事实，对于法律层面的辩解，不影响自首情节成立；另外当事人主动揭发薛某超出共同犯罪范畴的其他犯罪线索，助力案件完整侦破，构成立功。酌定从轻层面，当事人没有犯罪前科，属于初犯，薛某实施长期暴力侵害，对于案件发生存在较大过错。

法院审理之后采信大部分辩护意见，认可崔某受胁迫参与犯罪，具备自首、立功多项从宽情节，对比主犯十二年的刑期作出大幅度减轻处理，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实现罪责刑互相适配。该案件的辩护提示，办理涉黑相关案件，不能直接推定所有共犯都应当处以重刑，需要区分主动参与人员和遭受胁迫的受害人员；依靠病历、报警记录等客观书证夯实胁从犯的辩护基础，分罪名进行细致拆分，证据不足的事实争取无罪认定，有客观事实支撑的情节积极争取从宽处理，用好自首、立功等法定减轻情节，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共犯争取合理刑罚。

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指向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争取人身自由、降低刑事处罚、减少刑事追责带来的负面影响。刑事案件时间属性较强，容错空间有限。侦查阶段影响强制措施适用结果，审查起诉阶段会关系到是否留下案底，审判阶段确定刑期长短，二审阶段可以对一审结果进行救济，每一个程序阶段都需要辩护人员把握。选择处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应当关注律师是否具备同类案件的实务办理经历，是否熟悉本地司法实践规则，能否仔细梳理全部卷宗证据，而不是单纯看重律所的规模。专业的刑事法律介入，可以厘清当事人责任边界，对案件定性量刑施加有利影响，减少刑事追责带来的各类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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