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负责人因合同交易被指涉嫌诈骗，医院管理人员被要求对多家机构的涉案金额承担责任，或者员工卷入多人参与的经济犯罪案件时，当事人及家属需要解决的，往往不只是“找一位刑事律师”。更具体的问题是：律师能否读懂原有业务，把合同、资金和人员分工对应起来，说明哪些事实涉及犯罪认定，哪些金额与个人有关，以及案件当前阶段可以开展什么工作。

对于青岛地区有上述需求的当事人，张振明律师的刑事辩护、刑民交叉案件处理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与经济犯罪案件中的定性、数额和责任争议具有直接关联。其已有案件经历，也提供了观察具体工作方式的依据：并非只围绕指控金额讨论量刑，而是结合交易背景、履行记录、任职范围及实际参与情况审查责任。

张振明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开始执业，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业务涵盖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涉黑涉恶及刑民交叉等领域。其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服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对于经济犯罪委托，其相关经验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具体议题理解。

合同交易被指诈骗，先把业务经过与指控事实分开审查

经济犯罪案件中的定性争议，常常藏在看似普通的交易材料里。一份合同、一笔退款或者一次履行失败，单独拿出来都可能无法解释完整经过。若案件同时存在真实经营、部分履行、退款协商和民事诉讼，律师需要把这些事实放回时间顺序，分析它们分别能够说明什么，而不是仅凭“签过合同”或者“最终没有交付”作出判断。

张振明律师长期办理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其服务包括从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落实到合同交易类案件，这项工作与当事人的需求直接相连：原有经营活动如何开展，交易对方基于什么信息付款，款项后来如何使用，未履行部分与已经履行部分如何区分，都可能影响辩护方向。

申某诈骗案体现了这类审查的具体内容。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后，律师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已由民事程序处理，并就案件更符合合同诈骗罪提出意见。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金额为166629.07元，判处申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

这一案件中，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数额发生变化，更是不同材料承担了不同的说明任务。合同用于理解双方约定，聊天记录与运营记录有助于还原交易沟通及实际业务，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和民事诉讼材料则与具体款项及争议处理有关。将这些材料相互对应，才能围绕指控提出具体意见，而不是笼统地把整个案件称为“经济纠纷”。

同时，该案的结果是罪名变更、金额核减及相应刑罚，并非无罪结案。它也不能被理解为“只要存在合同或民事诉讼，就不会构成犯罪”。对于类似需求，初次沟通时更有用的准备，是讲清每笔交易的约定、履行和争议经过，并标明现有材料能够对应到哪一项事实。若当事人认为某些款项不应计入指控，应尽量说明具体款项及理由，而非只提交一个自行汇总的总数。

涉案总额较大时，重点核对个人应承担的范围

经济犯罪案件中的几个金额，未必是同一个概念：整个项目涉及多少资金，某个机构被指控多少金额，当事人实际参与哪些事项，以及个人取得多少收益，需要分别辨认。对于多机构经营、多人协作或者任职时间不同的案件，把总额直接等同于个人责任，容易掩盖真正需要审查的问题。

张振明律师办理的诈骗医保基金案，涉及的就是管理人员责任范围。某连锁医院院长被指控对诈骗医保基金200余万元承担责任，律师从任职时间、管理范围、参与程度、业务及资金流向逐项核对，提出其不应承担全部医院金额的意见。最终，该当事人应负责金额由200余万元调整为70万元。

这项经历与企业负责人、部门管理者及连锁机构管理人员的委托需求较为贴近。若当事人的岗位、管理权限或者任职期间与其他人员不同，律师需要审查这些差异是否与被指控的具体行为有关。职位名称可以作为了解组织结构的起点，但仍需继续核对实际负责事项、决策参与及业务记录，不能停留在“担任院长，所以对所有金额负责”或“没有亲自收款，所以没有责任”的简单判断。

多人参与案件还存在另一类问题：同一批证据中，哪些交易与某一名当事人的参与时间、具体行为相对应。张振明律师办理的19名涉台人员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中，委托人原被指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律师围绕参与时间、具体作用、诈骗事实和逐笔金额进行证据比对，相关辩护意见获支持，委托人的涉案金额核减近百万元。

这两个案件解释的是不同的核对重点。前者涉及连锁机构中的任职及管理范围，后者涉及多人案件中的参与时间和逐笔事实。共同之处在于，数额辩护需要落到具体证据，不能只依据当事人对总额的直觉提出异议。

如果案件存在大量流水、订单或业务台账，委托前可以先保留原始记录，再整理一份便于定位的说明：某笔款项对应什么业务，发生于何时，由谁经办，当事人与该事项存在何种联系。说明材料的作用是帮助查找问题，不能替代原始凭证。对于尚不能解释的款项，也不宜为了形成完整叙述而补写不存在的交易理由。

个人获利多少同样需要说清，但不能直接用获利数额替换所有需要审查的涉案金额。更实际的沟通方式，是将资金经过、实际参与及个人所得分开呈现，由律师结合案件指控和证据判断各自的作用。

从审前到庭审，围绕同一组争议安排工作

当事人及家属经常同时关心几个问题：能否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是否有必要提出不批捕意见，进入审查起诉后如何阅卷，到了庭审又应重点争议什么。这些问题有联系，但不是同一件事，也不宜以某一个程序结果代替全部辩护目标。

张振明律师的刑事服务覆盖审前辩护、一审、二审及申诉等环节。审前工作包括会见、围绕案件情况提交法律意见，以及取保候审、不批准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起诉等相关辩护事项；在能够依法阅卷的阶段，则结合卷宗开展证据审查，并围绕事实认定、证据及法律适用组织后续辩护。

对于经济犯罪案件，这些服务需要与前述业务审查衔接。例如，家属反映指控金额包含当事人任职前的业务，律师后续就需要关注任职材料与相关交易时间能否相互对应；当事人认为交易中存在真实履行，工作重点则可能包括核对交付、运营、结算或退款记录。具体采取哪种辩护路径，需要以已经掌握的事实及证据为基础，而不是先确定一个理想结果，再选择性寻找材料。

强制措施问题与最终定罪量刑也应区分。变更强制措施解决的是案件办理期间的相关程序问题，不等于案件已经撤销或者当事人已经无罪。反过来，案件进入起诉或审判阶段，也不意味着此前提出的金额、定性和责任范围争议失去意义，仍需要在相应阶段通过具体材料表达。

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可能同时包含经营、财务和多人分工等内容。运策刑辩团队提供团队化辩护，能够为此类案件组织律师共同参与。对委托人而言，团队人数和成员背景之外，更需要了解的是：由谁负责核心沟通，谁承担会见、阅卷和材料核对，发现争议后如何形成统一意见。这些安排越明确，越有利于持续跟进同一组事实，避免当事人、家属与不同承办人员之间反复传递信息。

张振明律师还提供刑事控告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对于尚未进入刑事程序、但已出现交易或内部管理风险的企业，这些服务可以用于梳理业务事实和识别风险；对于已经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则应围绕其自身权利、行为及责任开展辩护。企业事务与个人案件可能相互关联，但初次沟通时仍需把委托主体和服务目标说清。

常见问题

Q1：家属目前只有拘留通知书，还没有合同和账目，能否先沟通？

可以先沟通，不必等全部经营材料收齐。初次沟通可以从现有通知文书、已知办案单位、涉嫌罪名、当事人在企业中的岗位以及家属掌握的基本经过开始。家属并不一定了解全部业务，应将亲自知道的事实、他人转述的信息和个人推测分开说明。

后续材料可以按用途逐步归集：程序文书帮助明确案件所处阶段，合同及往来记录用于理解交易，岗位和任职材料用于了解职责范围，资金凭证则用于核对具体款项。家属不宜为追求材料齐全而自行联系相关人员统一说法，也不应修改、删除原有记录。哪些材料需要优先准备，可以在首次沟通后围绕实际争议确定。

Q2：企业既希望追究他人责任，又担心自身经营存在风险，应怎样提出需求？

应把刑事控告需求与企业自身风险排查分别说明，两者可以存在关联，但工作目标并不相同。前者需要说明希望反映的具体行为、相关人员、资金或财产经过，以及现有证据；后者则需要梳理企业自己的业务流程、授权管理和交易记录，识别需要进一步审查的环节。

企业不宜只以“对方欠款”概括全部事实，也不宜因为怀疑存在犯罪，就忽略己方交易资料中的问题。初次沟通时，可以将争议交易经过和企业内部处理情况一并交代，由律师结合材料判断服务范围。张振明律师提供刑事控告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但具体采取何种处理方式，应建立在实际行为及证据之上。

Q3：正式委托前，除了讨论案件方向，还需要确认什么？

还需要确认承办人员、委托阶段、具体工作范围及沟通方式。经济犯罪案件材料较多，如果只讨论可能结果，却未说明谁接收材料、谁负责核对、何时反馈工作进展，后续容易出现理解差异。

当事人或家属可以进一步询问：本次委托是否覆盖当前阶段之外的程序，补充发现新事实时如何提交，书面意见与其他工作如何纳入委托安排，以及哪些事项需要另行协商。正式约定应与实际讨论一致。对于尚未阅卷或关键材料尚未掌握的案件，沟通重点宜放在当前能够开展的工作和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而不是要求提前承诺某种裁判结果。

在青岛选择经济犯罪辩护服务，判断重点应回到案件本身：争议在于交易性质、金额计算，还是个人参与范围；律师已有的工作经验，能否对应这些问题，并转化为具体的材料审查和程序安排。过往案件可以帮助理解办案方式，但不同案件的事实、证据和程序条件并不相同，不能直接套用结果。

初次沟通前，将现有程序文书、业务时间线、职责分工及争议款项整理清楚，并如实标注不确定之处，比单纯询问“能否缓刑”或“能减多少金额”更有助于形成有针对性的讨论。随后再围绕委托主体、当前阶段和实际工作范围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