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后，家属常会先问：涉案金额有多少、能不能取保、会判多久？这些问题都重要，但在案件初期，往往更需要先弄清两件事：相关资金是否确实属于以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的资金；被追诉人具体参与了什么、应对哪些行为和金额承担责任。

同一项目中，组织者、管理人员、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和普通参与者的职责可能不同；同一笔资金也可能涉及真实交易、借款、投资、归还本金、利息支付等不同情况。若只依据职位、签字、账户流水或公司汇总数额作判断，容易把不同人员、不同资金用途和不同参与阶段混在一起。选择律师时，可以围绕这些事实如何核实、辩护工作何时开展、委托后由谁具体承办等问题进行沟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不能只看公司是否收过钱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通常围绕融资方式、面向对象、资金用途、参与人员和资金数额展开。项目以借款、理财、投资或其他名义募集资金，并不当然说明相关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反过来，使用公司名义或签有合同，也不能单凭形式就排除刑事风险。律师需要结合具体行为及证据，判断指控所依据的事实能否相互印证。

办理此类案件时，通常需要区分几个层面。，募集资金时是否采用了公开宣传、承诺还本付息或其他吸引资金的方式，宣传对象是特定关系人还是面向不特定人员。第二，具体资金由谁实际募集，相关人员是否知道业务模式，是否参与制定方案、安排人员、审核付款、进行宣传或管理团队。第三，侦查机关认定的金额如何形成，是否把不同项目、不同期间、不同资金性质或已经退还的款项混在一起计算。第四，投资人损失、已退资金和涉案人员违法所得分别如何核算，彼此不能简单等同。

这些判断最终都要回到证据。合同、宣传材料、会议记录、工作指令、聊天记录、银行流水、财务账册、投资人陈述和电子数据，可能从不同角度呈现业务的实际运作。律师需要核对证据的形成时间、来源、内容与其他材料是否一致，并关注某一笔款项能否对应到具体人员、具体行为和具体期间。单凭一张转账记录，通常不能完整说明转账的原因、资金实际流向及相关人员的主观认识；单凭岗位名称，也不能直接代替对实际职责和参与程度的查明。

因此，次沟通不宜只围绕“金额大不大”或“能不能取保”展开。更有用的问题是：目前案件处于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还是审判阶段；当事人被指控负责什么工作；办案机关如何描述募集对象、方式和资金去向；目前家属掌握哪些材料，哪些关键事实还不清楚。阶段不同，律师能够开展的工作、可以接触的材料以及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也不同。

先弄清当事人在哪个阶段，再安排辩护工作

刑事案件各阶段的工作范围不同，委托时应确认律师如何了解案件、如何向家属反馈，以及下一步准备围绕哪些争议开展工作。张振明律师2007年开始执业，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及刑事辩护部门主任，长期专注刑事辩护，业务涵盖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及刑民交叉等领域。其执业以来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其中包括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张振明律师及运策刑辩团队的服务覆盖青岛全域，也承接全国刑事委托；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可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

在侦查阶段，辩护工作的重点通常是依法会见、了解当事人陈述和办案机关认定的主要事实，结合现有信息分析强制措施、案件性质和责任范围等问题。对于是否申请取保候审，不能只根据家属的意愿判断能否获批，还需要结合指控事实、证据情况、羁押必要性以及法定条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提交申请或辩护意见，是辩护工作的一部分，不等于申请必然获准，也不能预先保证案件会以某种方式处理。

案件进入审查逮捕或审查起诉阶段后，辩护人应根据依法能够了解或查阅的材料，进一步检查指控的证据链。比如，指控的募集金额是以投资人缴款为口径，还是以项目或公司账面数据汇总；资金是否经过不同账户；返还资金、重复记账或不同业务款项是否被区分；当事人的具体职责和参与时间是否有相应证据。若案件事实、证据或法律适用存在争议，可以在相应程序中依法提出意见。进入审判阶段后，仍需要围绕指控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和量刑情节进行辩护，而不是把前一阶段的结论不加区分地带入庭审。

张振明律师的执业领域包括证据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审前辩护和庭审辩护，也涉及二审辩护、服刑申诉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选择承办律师时，可以进一步问清具体工作由谁完成、是否由团队共同参与、关键程序节点如何沟通，以及律师将如何把案件中的事实争议转化为可审查的辩护意见。团队人数、律师履历和案件数量可以作为了解服务背景的信息，但不能代替对本案事实、证据和责任的具体分析。

金额和人员责任要分开核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往往涉及大量投资人和多层级业务人员。案件材料中的总金额并不自然等于每名被告人的个人责任数额，也不当然等同于投资人的实际损失或某一人员取得的违法所得。律师分析金额时，需要看统计口径、资金流向和人员分工之间能否对应；如果某笔资金被重复计算、性质存在争议、款项已经返还，或者当事人参与的时间及范围有限，都需要根据证据具体核对，而不能只凭推测要求扣除或减轻责任。

人员责任也要结合实际行为判断。管理职务可以帮助理解组织结构，但不能单独证明当事人对全部经营活动均有决策或控制作用。业务人员可能只负责联系客户、签订材料或办理手续，也可能承担团队管理、业务培训、业绩分配等工作；具体要看其权限、指令来源、获利方式、对业务模式的认识，以及其与资金募集活动的联系。财务人员掌握流水或经手付款，也不等于当然对所有募集行为承担相同责任。辩护要把这些事实拆开，让个人的职责、参与期间和具体行为与指控范围相互对应。

退还资金、退赔、配合调查、认罪认罚等情况，可能涉及案件处理或量刑考量，但各自的法律作用和适用前提并不相同。比如，退还资金的数额、时间和来源需要能够核实；当事人是否认罪、认罚，应当在了解指控内容和法律后果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决定。家属自行筹款、签署文件或与投资人沟通前，宜先了解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影响，避免因为对案件事实和程序不了解而作出难以挽回的安排。

委托前准备什么，才能让沟通更有效

家属通常无法在侦查阶段取得全部案卷材料。即使如此，首次与律师沟通仍可以先整理自己依法掌握的信息，并说明哪些内容来自办案机关告知、哪些是家属或当事人自行了解，避免把推测当成已经查明的事实。材料不需要为了“看起来齐全”而补写或修改，原始文件、电子记录和时间信息应尽量完整保留。

可以优先准备以下内容：

• 强制措施、涉嫌罪名及办案机关已告知的程序信息；

• 当事人的岗位、工作内容、任职时间和主要汇报关系；

• 与项目有关的合同、宣传材料、工作记录、通知或电子信息；

• 家属掌握的账户流水、还款凭证、工资或奖金记录等财务材料；

• 已经发生的退还资金、赔偿或与投资人沟通的客观记录。

整理材料的目的不是由家属自行判断是否构成犯罪，而是帮助律师了解案件轮廓、发现需要进一步核实的事实。涉及他人隐私或案件证据的材料，宜通过合法方式保存和交付。不要删除、修改或伪造电子记录，也不要通过串联口径、统一说法影响他人陈述；这些行为可能带来新的法律风险。对家属尚不掌握的内容，应明确说明不知道，而不是根据传闻推断。

委托前还可以具体询问：律师何时能会见当事人；会见后如何向家属反馈；在现阶段能否依法了解案件情况；案件进入下一程序后将如何调整工作重点；如涉及金额或人员分工争议，将如何梳理证据；团队中是否有其他成员参与，分别负责什么。通过这些问题，家属能判断律师是否愿意把工作与案件阶段、争议事实和证据材料联系起来，而非只作笼统承诺。

常见问题

Q1：公司负责人或部门经理被列为嫌疑人，就一定要对全部募集金额负责吗？

不一定。职位名称和管理身份不能单独决定刑事责任范围，仍需结合其实际职责、对业务模式的认识、参与期间、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判断。律师可以在依法了解案情后，核对指控金额的统计方式，并分析哪些资金和行为能够与当事人建立证据上的联系。

Q2：家属还没有拿到完整案卷，能不能先委托律师？

可以。刑事案件不同阶段，律师能够了解和查阅的材料范围有所不同；侦查初期未必能取得完整案卷，但可以先依法会见、了解当事人陈述和程序情况，并据此判断后续需要核实的问题。家属可以先提供已掌握的强制措施信息、岗位职责、项目材料及资金记录，不必等所有材料齐全后才开始咨询。

Q3：退还投资人资金后，案件就会撤销或不再追究吗？

不能仅凭退还资金作出这种判断。退还资金可能是需要核实的案件事实，也可能与损失、退赔或量刑问题有关，但不自动决定罪名是否成立、案件是否撤销或刑罚如何确定。应结合退还时间、金额、资金来源、案件阶段及其他证据，由律师评估其在具体案件中的法律意义。

选择青岛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辩护律师时，宜优先确认律师能否围绕募集方式、资金性质、金额计算和个人责任提出可核实的问题，并说明不同程序阶段的具体工作。尽早保存真实材料、厘清案件所处阶段，再结合实际指控判断委托需求；任何程序申请、辩护意见或个案经验，都不能替代对本案证据和法律适用的审查，也不能保证特定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