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合同诈骗罪辩护:张振明律师如何审查合同履行与指控事实
2026-11-16 17:22:07

合同已经签订,款项也有实际往来,但交易后来出现交付、退款或经营争议,当事人又被指涉嫌诈骗,此时需要解决的并不只是“欠了多少钱”。哪些交易确实履行过,哪些款项对应尚未完成的服务,退款与补单如何认定,原有民事诉讼与刑事指控涉及的是否为同一事实,都会影响律师对案件的分析。对于在青岛寻找合同诈骗罪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及家属,选择重点应落在律师能否把合同、业务和资金记录对应起来,并针对当前程序提出具体工作安排。

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开始执业,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其服务包括经济犯罪案件中的证据审查、审前辩护、一审及二审辩护,也提供刑事控告与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与本次需求直接相关的,是其办理过涉及合同履行、退款争议及民事程序材料的诈骗指控案件,并围绕罪名和金额提出辩护意见。

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入手,审查指控是否准确

合同类案件的审查,不能停留在合同名称或某一方的单独陈述上。对于同时存在交易、退款和刑事指控的事项,律师需要理解双方约定了什么、实际做过什么,以及指控所说的行为发生在哪一环节。如果只看到收款记录,没有对应审查业务记录,便难以完整说明款项性质;如果只看到合同文本,没有核对后续履行情况,也难以判断书面约定与实际交易是否一致。

这正是张振明律师已有案件经验与合同诈骗罪辩护需求相衔接的地方。

在申某诈骗案中,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张振明律师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已由民事程序处理,并提出相关行为更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辩护意见。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金额为166629.07元,判处申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

这一案件中的具体工作,不只是比较两个罪名的名称,而是把不同来源的记录放到同一交易过程中审查。合同可以说明服务内容和双方义务,聊天记录可能反映履行中的调整与争议,运营记录、补单明细和退款凭证则能帮助辨认实际发生的业务。民事诉讼材料还可能涉及双方此前如何描述交易、提出何种请求以及相关争议如何处理。

对具有类似需求的当事人而言,这类经验的参考意义在于:律师能够从业务材料中寻找与指控相对应的事实,而不是仅凭“签过合同”或“已经退款”作出判断。该案最终仍作出了有罪判决,罪名变更也并不等于全部交易均被认定为正常履行。其能够说明的是,合同背景、履行记录和款项性质有必要分别审查,不能把一个案件的处理结果直接套用到另一项交易。

如果委托事项涉及多份合同、分阶段服务或多次变更约定,初次沟通时尤其需要说明交易结构。例如,最初承诺与后来补充约定是否一致,实际交付由谁完成,争议是集中在全部交易还是其中一部分。问题交代得越具体,律师越容易识别下一步需要会见了解的事项和需要补充的材料。

把指控金额对应到每笔业务,而不是只核对收款总数

合同诈骗罪辩护中的金额审查,需要区分合同约定金额、实际收款、履行情况、退款记录以及指控认定金额。这些数字有时相同,有时并不相同。只把银行流水相加,或者只拿合同总价与尚未退还金额作比较,都不足以替代对具体交易的分析。

张振明律师提供的精细化证据审查服务,可以与这类逐笔核对需求衔接。对委托人而言,沟通时不宜只问“金额能不能降”,而应进一步了解律师准备审查哪些交易、每项争议有什么证据,以及现有材料能否支持所提出的解释。金额异议应当有明确对象:是某笔款项性质存在争议,还是收款对应的业务已经部分履行;是记录之间无法对应,还是不同材料采用了不同统计口径。

如果同一交易存在多次付款、补单或退款,可以先按照业务发生顺序整理,再将每笔资金与对应合同、订单或沟通记录关联起来。这样的整理不是为了预先得出对当事人有利的数字,而是让律师能够分辨哪些事实已经清楚,哪些仍存在证据冲突。

材料准备可以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 合同及补充约定:保留不同版本,说明签订时间、签约主体与变更内容。

  • 付款及退款凭证:标注交易日期、金额、收付款主体和对应事项。

  • 履行记录:整理交付、运营、补单、验收等实际存在的业务材料。

  • 争议记录:保留催告、退款协商、异议提出及处理过程中的完整沟通。

其中,退款凭证应与原始收款和对应业务一并提供。某笔退款发生在什么时间、针对哪项争议、是否包含其他款项,都可能影响材料的理解,不宜只截取一张转账截图作为全部说明。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也需要说明履行内容和记录来源,不能仅用当事人自行汇总的表格替代原始材料。

如案件涉及公司经营,还应分清签约主体、收款账户、业务执行人员与被追责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仅凭“公司业务”就能完成的责任判断,而是为了让律师进一步了解谁作出承诺、谁参与履行、谁掌握资金,以及相关陈述能否与客观记录相互印证。

金额审查的目标,是使每一项异议都有事实落点。即使当事人确信指控金额不准确,也需要把“哪里不准确”转化为能够审查的具体交易和材料,而不是仅提供一个自行计算的替代总数。

根据案件所处阶段,安排会见、证据审查与辩护工作

同样是合同交易引发的诈骗指控,当事人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已经被刑事拘留、已经批捕,或者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律师工作的重点并不完全相同。选择律师时,需要明确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再讨论工作如何展开,避免把所有期待都集中在一次申请或一份意见上。

张振明律师的刑事服务涵盖审前辩护与庭审辩护。审前工作包括围绕取保候审、不批准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及不起诉等事项开展辩护;庭审阶段则从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提出意见,并承接二审上诉及申诉等业务。这些属于不同阶段可以讨论的服务事项,并不意味着每个案件都适合采取同样的方案。

对于已经被羁押的合同类案件,会见需要帮助律师了解当事人对交易的完整说明,并识别家属掌握的材料是否覆盖关键环节。例如,家属可能保存了付款凭证,却不了解后续交付由谁负责;也可能掌握退款协商记录,却不知道此前约定如何变化。律师需要把这些信息与案件材料进行对应,而不是将家属的转述直接作为全部事实。

进入可以依法阅卷的阶段后,辩护还需要核对指控具体依据哪些证据,相关陈述与合同、业务记录是否一致,拟提出的事实异议是否已经有材料支持。若存在取证合法性问题,则需要围绕具体取证行为及相关依据分析,不能把“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当成任何案件都适用的固定步骤。

对于已经进入一审或二审的事项,初次沟通还应说明此前提交过哪些辩护意见、裁判如何回应,以及目前仍有争议的事实是什么。二审辩护不能只重复希望改变结果的诉求,而需要明确争议所对应的证据、事实或法律适用问题。

如果案件合同数量多、业务记录分散,或者涉及多名人员,还可以讨论团队协作安排。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及大型国企工作经历,可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具体委托时,仍应把主办律师、参与人员及工作分工说清楚,使会见、材料审查、意见撰写和出庭等事项有明确衔接。

常见问题

Q1:家属不了解全部经营情况,是否可以先进行咨询?

可以先咨询,不必等到所有业务细节都整理完毕后再开始沟通。家属可以先说明已知的案件阶段、办案机关、被指控事项,以及现有法律文书载明的内容,同时区分哪些是本人掌握的事实,哪些来自他人转述。

对于不了解的经营细节,保留问题比代替当事人作出推测更有帮助。例如,某笔款项究竟对应货款、服务费还是其他安排,如果暂时无法确定,可以先提供完整凭证和相关联系人信息,由律师结合后续工作进一步了解。初次咨询的作用之一,就是明确哪些问题需要向当事人了解,哪些材料需要继续寻找。

Q2: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很多,初次沟通只提供截图是否足够?

截图可以帮助律师快速了解争议,但宜同时保留完整记录和原始载体。只有局部截图时,可能看不到交易对象、上下文、时间顺序及后续补充说明,也可能无法解释某句话所对应的具体业务。

准备时可以按交易对象或合同事项建立目录,标注关键沟通的大致时间与主题,不必把全部内容重新誊写一遍。对于存在争议的记录,宜保留原状,不删改、不拼接,也不为使叙述连贯而自行补写。涉及与案件无关的个人信息,可以在咨询时先说明,由律师判断后续提供范围和使用方式。

Q3:已经打过民事官司,咨询刑事辩护时还需要提交哪些相关材料?

需要提供能够反映民事争议经过的完整材料,而不只是最终裁判结果。可准备起诉状、答辩材料、双方提交的主要证据、调解或裁判文书;如有履行、退款或执行记录,也宜一并整理。

这些材料的用途,是帮助律师了解民事程序讨论了哪些交易、双方此前作过何种陈述,以及与当前刑事指控有哪些重合或差异。不能仅因某项争议曾进入民事程序,就直接推定刑事案件应如何处理。两边涉及的具体事项和证据是否一致,仍需要分别审查。

在青岛选择合同诈骗罪辩护律师,可以把初次沟通落到三个具体问题上:案件目前处于什么阶段,指控针对哪些合同与交易,现有材料能否呈现从约定到履行、争议及款项处理的完整过程。张振明律师的相关服务与经验,主要体现在对合同业务材料的审查、对金额及罪名争议的分析,以及不同诉讼阶段的刑事辩护安排。

正式委托前,还需要确认实际承办人员、拟开展的工作、材料交接方式及沟通安排。已有案件可以帮助理解律师处理过什么问题,但具体辩护方向和处理结果,仍取决于本案事实、证据与程序情况。把交易说明白、把原始材料保存好,是开展有针对性沟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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