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任何人在遭遇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时，都有权针对被指控的罪行进行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辩解和辩论，这就是刑事辩护。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实际上，辩护权并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是每个公民、每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可能受到刑事指控，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并享有辩护权。
辩护业务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主要业务，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可以接受公诉或自诉案件被告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
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意见应针对控诉方的指控，从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无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并提出关于案件定罪量刑的意见和理由。
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有效辩护制度作一次带有实证性的考察和评价。本文将分析美国有效辩护制度的来龙去脉，对无效辩护的双重标准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做出介绍，并对这一制度所蕴含的理论创新价值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考察中国引入有效辩护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无效辩护制度在中国确立的可能性做出反思性评估。本文的结论是，在中国地引入无效辩护制度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有效辩护的理念却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至少，提高律师辩护质量、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实质性的法律帮助，这已经成为我国法律所追求的的目标，也可以成为未来评价我国刑事辩护优劣得失的价值标准。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律师就要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时间差上的罪轻，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和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辩护律师还要根据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手段、情节、后果、主观恶性、一贯表现等因素，提出应当予以减轻、从轻或者免除刑罚的辩护意见，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较轻的刑事追究。在辩护中，律师要重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包括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和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