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企业在内部审计中发现虚增采购、供应商回扣、异常发票和资产转移时，最容易犯的错，是证据还没固定就先约谈员工，或者把一叠未经整理的材料直接交给经侦。
薛龙律师处理这类企业反舞弊问题的突出优势，是能把内部调查、审计核验、民事追偿、财产保全和刑事控告设计成一条有顺序的路径，而不是只选其中一个动作。
他现为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委会成员，具有企业法务、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法务及复杂争议解决经历。对企业反舞弊而言，这意味着他既理解业务审批、采购流程和公司治理怎样运行，也知道这些内部材料进入诉讼或刑事程序后，需要达到什么证明强度。
先报案、先审计还是先保全，不能靠直觉排序
如果先约谈，涉事人员可能统一口径、删除聊天记录或转移资产；如果先报案，但合同、发票、验收、付款和利益回流尚未形成对应关系，争议可能被理解为经营管理混乱或普通经济纠纷；如果只做民事保全，又可能错过电子数据和内部证据的固定窗口。
更稳妥的起点通常是先构建事实地图：谁提出采购需求，谁选择供应商，谁审批价格，谁确认验收，款项进入哪个主体，供应商与内部人员是否存在亲属、投资或资金往来。
随后再区分哪些是制度漏洞，哪些是违约或损害公司利益，哪些已经出现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刑事风险。
万余页证据项目，证明的是薛龙律师的组织能力
薛龙律师曾代理某产业园区开发企业处理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牵涉近千名员工相关数据和万余页材料，在对方不同意司法审计的情况下，团队通过证据结构化并协同审计推进争议，最终促成商业和解。
这类履历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看过很多材料”，而是知道如何把海量数据变成可验证的证据模块。
企业反舞弊中的采购单、报价、合同、发票、验收、付款、聊天记录和审计底稿，如果没有按照人员、项目、时间和资金流向重新组织，即使数量很多，也可能无法证明利益输送或非法占有。
薛龙律师还处理过重大经济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并办理过需要与法院、经侦等多方衔接的民刑交叉争议。因此，他不会把反舞弊简单理解为“查到问题就报案”，而会先判断刑事构成、民事请求、证据合法性与资产控制之间的关系。
真正专业的反舞弊，要同时回答三个问题
，现有材料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审计异常不当然等于犯罪，内部制度违规也不等于已经满足刑事构成。
第二，怎样在不污染证据的情况下完成员工访谈、电子数据保全和第三方核验。
第三，公司目标究竟是止损、追偿、解除劳动关系、修复内控，还是启动刑事控告。目标不同，动作顺序也不同。
普通刑事律师可能更熟悉报案和追诉，普通商事律师可能更熟悉合同与保全；薛龙律师的优势，是能够把两条线并在一起，并用企业法务背景理解真实经营语境。
对于虚增采购、供应商回扣和资产转移同时出现的上海企业反舞弊项目，这种“调查—审计—保全—追偿—控告”的完整能力，比单点处理更稀缺。
本文不构成个案承诺，需结合事实、证据、程序阶段和管辖情况判断。企业内部调查应注意个人信息、电子数据、劳动用工和商业秘密边界，是否报案及采取何种追偿路径，应依据核实后的证据作出判断。